西周初年，武王分封一向为人所乐道，但其性质，罕有研究。杜勇《从三监看周武王大分封的性质》（《人文杂志》1999年第1期）指出此次分封规模甚大，但实质内容少，尚不完全具备赐姓、胙土、命氏的封建要素，也未使所封之国变成中央直辖的地方行政区域，只不过是周人初始分封以确立自己天下共主地位的一个不成熟的创意而已。武王所封诸国大多居其故土，治其旧民，并未形成征服、殖民、封建三位一体的政治模式，因而，这种分封的策略意义大于拓疆建国的政治意义，无助于封国衍生新的族群结构以发展地缘单位的政治性格。武王所封管、蔡、武庚三监在诸国之中地位最为重要，因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终使潜在的危险因素酿成兵乱，威胁周初政局的稳定。这只有待周公东征胜利后，分封制才得以全面推行，并趋完备，成为巩固周朝统治的有力措施。
陈其泰《钱大昕与二十世纪历史考证学》（《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一文详细叙述了钱大昕历史考证学的内容、特征及其对二十世纪的影响。作者指出，钱大昕是近世扭转“重经轻史”偏向的一位关键人物，其学术成就为新考证学派打开广大法门，为后世学者提供了治学的新观念、新思路，他在《元史》领域的长期耕耘，发现了大量问题，则是为近代学者开辟了新的有发展前途的研究领域。
杨念群《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及其“蛮性遗留”》（《学术思想评论》第4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一文认为中国历史观受“正统观”影响表现在儒家公羊学社会演变图说中形成的由预言向资治功能的转变，和乾嘉学派的历史复原术两方面。当代中国史学研究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也深受以上传统的影响，往往是在追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旗号下进行的。人们早已把自己纳入到一种主观设计的框架之内，对历史事实提前作了本质性的规定，因而在一开始就对清晰地测知古往今来的历史已经有了明确的走向。作者同时提出了可以作为史学更新起点和基础的三种方法。
朱英在《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上撰文，批评本刊去年9月16日发表的钱耕森《京师大学堂何以幸存》一文“京师大学堂成为‘戊戌政变’后唯一的幸存者”这一观点与史实不符。作者认为除商务局之外，另外一些经济方面的变法举措，如新设的矿务铁路总局以及振兴商务、发展实业的政策，在变法失败之后也都得以保留并继续推行。正因为如此，京师大学堂何以幸存不是一种难解的奇特历史现象，围绕它展开的争论的前提并不存在。我们更应该注重讨论的是为什么在变法失败后，一部分新政举措得以保留，而一部分却被取缔，这样才能更为准确和全面地认识戊戌变法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脉络。
齐卫平《梁济政治倾向问题之商榷》（《华东师大学报》1999年第2期）一文认为就重要性而言，梁漱溟的父亲梁济的政治倾向原无研究的必要，但由于梁济自杀曾引起评论上的争议，对这一历史人物的研究曾引起林毓生、艾恺等著名学者的兴趣而且在讨论中就其政治倾向提出了一些观点，作者认为值得商榷。作者认为，梁济虽具有某些改良思想，对中华民国也曾采取容忍的态度，并在一定程度上有顺从西学新潮的一面，但这些倾向需仔细分析，那种肯定梁济具有进步政治倾向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徐葆耕《圣者的忏悔——读《朱自清日记》》（《清华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认为新近出版的《朱自清日记》带有相当深度的真实。“被解聘梦”是他到清华后人生困境的反映。他的情绪、行止乃至生命同这种危机感有密切关系。他读书广博而勤奋，一天也不曾放松自己，其目标是创造一种博采中西的会通式学术。繁杂的行政工作、沉重的家庭负担、对民族危亡和国家命运的焦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在学术上的发展。他之所以高于一般学人而成为圣者，其原因或在一些看似幼稚的行为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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